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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11月9日凌晨兩點多,藍藍(聶華苓之女)從紐約傳來一信,其中幾句提到母親近況:「她今年記憶力的退化速度很快,體力也在衰退。我常來愛荷華。現在顧了人每天來兩個小時,她喜歡一個人自在的在這個屋子裡。…… 」

過了十小時,深夜12點多,聶華苓也從愛荷華來了信。季季:我很高興詩人陳克華在2016年來愛荷華。現代詩興起於台灣,怎麼現在台灣詩人很少,作家多寫小說。華苓簡短幾句,重點清晰,依然是我1964年初識她時的明快爽利。回看最初的歷史現場聶華苓與我母親同齡,我尊稱她「聶阿姨」已逾五十二年。我母親因血管型失智,十年前住進安養院請專人照顧;和七個子女的對話唯有凝望與微笑。聶阿姨則至今還能自在的享受獨居之樂,並能上網熟知世界大事,和各國文友通信,了解文壇與作家動態。──如果我母親能像她這樣,該有多好。聶阿姨出生於1925年2月3日(農曆1月11日),這個月就要迎接九十二歲誕辰。她的作品,她與保羅.安格爾的愛情,他倆合創愛荷華「國際寫作計畫」的貢獻,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文學界流傳。她在回憶錄《三生三世》裡也詳盡的書寫了大半生艱辛、奮發、遷徙的歷程。圍繞著她的那些曲折、激昂、溫暖、震撼人心的故事,毋庸我再贅述。1964年初夏在台北結識聶阿姨後,我們又在宜蘭,愛荷華,雲南,台北等地,在她家客廳、文友客廳及山林田野之間與文學界友人聚會無數次,暢談各種正經的文學話題或不很正經的八卦笑話;也曾與李歐梵、黃春明、尉天驄、陳映真等十人,坐在往高山迴旋而上的小巴裡,一路唱歌七八小時到達香格里拉……。在這些我們同處的歷史現場裡,於我最為珍貴的是1964年初夏的初識。走入松江路《自由中國》員工宿舍1964年3月,我從雲林農村到台北開始職業寫作生涯。6月,《皇冠》發行人平鑫濤簽約第一批「皇冠基本作家」,十九歲的我有幸與聶華苓、朱西甯、琦君、高陽、司馬中原等十三位前輩同時並列。6月18日,平先生與夫人林婉珍(那時尚未離婚)在台北松江路「新台北大飯店」設宴歡慶。我這個鄉下人首次走入燈火輝煌的大飯店吃江浙菜,見識了平先生上海人的排場及美麗優雅如英格麗寶曼的平太太。最讓我驚豔的則是聶華苓,白高跟鞋配深藍旗袍,身材苗條五官嫵媚且笑聲朗亮,是整場晚宴的焦點。甜點與水果上桌時,她說飯店離她家不遠,邀我們吃完走幾分鐘去她家喝茶聊天。走出飯店已九點一刻,多位前輩說要趕公車回家,明天還得上班呢(那天是星期二)。只有我這個鄉下人,滿心好奇的跟著琦君(1917~2006)、司馬桑敦(1918~1981)、高陽(1922~1992)去了她家。那時,我讀過一些同席前輩的作品,了解他們是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,但對他們的身世背景並不清楚。譬如聶華苓,只知她在台大教書,出過一本長篇小說《失去的金鈴子》,隨著她走入松江路124巷3號的日本房子時,還以為那是台大宿舍呢。然而在她家坐了半小時,我知道我錯了。過了一個多小時告辭,聶華苓留給我的影像,已不僅僅是「苗條嫵媚」與「笑聲朗亮」。──原來,她也會嘆息,也會皺眉,也會罵人……。那年她女兒曉薇已上中學,曉藍也將小學畢業,出來見了客人又回房間做功課。「本來我母親跟我住的,我是大女兒嘛,」她指著牆上的兩幅照片,「唉,先是我弟弟開飛機失事,兩年多前我母親也癌症走了。唉,反正《自由中國》出事後,我家也出事了……。」她沒提到先生,倒是約略說了些我從不知道的《自由中國》停刊事,還特別提到臺靜農對她的知遇之恩:「要不是臺先生請我去台大教書,我們母女的生活就更慘了!……」在鋪著榻榻米的客廳喝著香片茶,聽著她與三位前輩聊來聊去之間,我才知道這日本房子是《自由中國》發行人雷震向省政府租來做員工宿舍的;1949年她到台灣不久就住進這房子與殷海光、傅正等人為鄰,同在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上班。殷海光結婚育女後,1956年搬去溫州街台大宿舍,傅正則一直住到1960年9月4日,與雷震、馬之驌等四人因「涉嫌叛亂」被捕,《自由中國》停刊……。「聽說雷震,有──有,側室,」司馬桑敦頓了一頓,委婉的問道:「是,是真的嗎?」──他是《聯合報》駐日特派員,剛從東京回來。「嗨──,」聶華苓嘆了一口氣,「聽說生了四個呢,好在雷太太有氣量,雷先生被捕後,都靠她一份監察委員的薪水養兩房孩子,琦君,妳來我們編輯部的時候見過雷太太的嘛──。」「是啊,是啊,我們給《自由中國》寫稿的人都很尊敬雷先生,也尊敬雷太太,」琦君笑著對我們說,「我去《自由中國》辦公室送稿給華苓,和雷太太見過幾次,現在聽華苓這麼說,才知道她不但氣質好,氣度也很讓人佩服。」「雷太太可不是普通女子,她年輕時曾到東京帝大留學,應該是很識大體的。」司馬桑敦是東北人,身材高大,言行則一派斯文。那個初夏的夜晚,我睜著天真的眼睛,聽著一堂從沒上過的歷史課。原來,聶阿姨到台灣第一年就住進這座《自由中國》員工宿舍。原來,在我們走入那日本房子之前的幾年裡,她的生命周遭已經圍繞著那麼多複雜而奇異的故事。只是,那個晚上,我們誰也不知道,再過幾個月她就要離台赴美,她的生命又將發生許多曲折感人的事……。當然,我們也沒料到,那座日本宿舍在未來的城市現代化中面臨的悲慘命運。自由中國》宿舍成了地鐵站聶阿姨赴美後,曾因翻譯毛詩列入海外黑名單,二十餘年不得返台。1987解嚴之後,《中國時報》董事長余紀忠特別邀請他的中央大學學妹聶華苓首次返台,安格爾陪同前來。那是1988年5月,我任「人間」副刊主編,負責接待他們的行程。除了參加IWP在台同學會,去溫州街台大宿舍拜訪臺靜農,在外雙溪朱銘家欣賞木雕,在八里蔣勳、林懷民家夜談,還去了新店空軍公墓祭拜她母親及弟弟。最重要的是去木柵溝子口拜訪雷震夫人宋英,她站在庭院指給我們看特務在四周安裝的探照燈,並去南港「自由墓園」為生前死後長相比肩的雷震、傅正獻花行禮……。意外的是,過了一個多月,老友康芸薇來電,說她中學同學雷美琳有一批與父親通信的「獄中家書」,希望能在「人間」副刊發表。「雷美琳住在美國,」康芸薇解釋道:「她父親就是雷震。」啊,雷震的女兒!我心裡震了一下。1970年雷震出獄時,四百多萬字回憶錄被新店軍人監獄扣留。後來要求返還,獄方卻說已予焚毀。那年宋英向監察院提案重啟調查,新聞正鬧得沸沸揚揚,「雷震獄中家書」在「人間」副刊陸續發表,霎時轟動海內外。入秋後雷美琳自美返台,來電話約我去看當年舊家,希望以後能做「雷震故居」……。我以為要去木柵,就說5月已去過,她卻說不是木柵,「是在松江路124巷。」我不好意思拒絕,趁黃昏上班前坐計程車趕去,雷美琳在巷口等我。「就在3號,很近的。」她說。往前走去一看,咦,那日本房子有點眼熟啊?對了,不就是我十九歲來過的,聶阿姨、殷海光、傅正住過的《自由中國》員工宿舍嗎?「1964年6月我來過這裡。」「是來聶華苓家嗎?」我點點頭。「聶華苓去美國後,我們才搬進來。」那日本宿舍的屋簷有點坍塌傾斜,天空夕照緋紅,幾隻粉鳥在屋頂漫步,偶爾探頭凝望我們兩個陌生女子,細小的眼睛不停閃著問號。「我爸出獄後,常來這裡見一些黨外朋友,」雷美琳說,「我媽和我弟還住在這房子裡。」……──原來,她是司馬桑敦所說的,「側室」的女兒。後來還有些她要我代為轉介雷震作品出版的事,在此不便細表。2011年台大舉辦「聶華苓學術研討會」,香港導演陳安琪正在拍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紀錄片,有天聶阿姨來電說,要帶陳安琪去拍她住過的松江路《自由中國》宿舍,「妳剛來台北的時候不是去過我家嗎?妳記不記得那地方?」──我很少去松江路那一帶,隱約記起宋英2001年百歲辭世後,新聞報導那日本宿舍附近將設捷運站,可能會被拆除,「側室」子女要求政府保留為「雷震故居」,但審議委員認為雷震出獄後與「正室」宋英所居且被長期監視的木柵家才是名符其實的「雷震故居」;而宋英1992年隨其子雷德寧移民美國後,故居已拆除改建……。總之,「側室」子女的請願未成。但我不想對聶阿姨說這些「正室」與「側室」的舊事,只簡單對她說:我記得那地方,去看看吧。(上)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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